明太祖为了重建经济秩序,对商业采取了低税政策,明朝建国前对商人征收官店钱,税率是十五税一,建国后变成二十取一,不久又变成了三十税一,对于一些民间生活用品,生活资料,文化用品以及婚丧嫁娶物品都予以免税。而到了明朝中期,虽然商业已经很是发达,资本萌芽已经出现,可是商税却少得可怜,再加上一些商人投机倒把,假账假税,收到的钱就连那些收税官员的跑腿费都不到。
《明史》中有这么一个故事,说是何逊在1510年担任了十年的沙市税课使司,一旦完成任务就会减少对抽税。而另一位更加的过分,杨时乔,嘉靖四十四年进士。除工部主事。隆庆元年冬,上时政要务,言:“几之当慎者三,以日勤朝讲为修德之几,亲裁章奏为出令之几,听言能断为图事之几。弊之最重者九:曰治体怠弛,曰法令数易,曰赏罚无章,曰用度太繁,曰鬻官太滥,曰庄田扰民,曰习俗侈靡,曰士气卑弱,曰议论虚浮。势之偏重者三:宦寺难制也,宗禄难继也,边备难振也。”疏入,帝褒纳,中外传诵焉。
不得不说杨时乔还是很有文化的,眼界在当时应该也很高才是,可是1560年,杨时乔榷税杭州,令商人自署所入,输之有司,无所预。大概的意思也就是大家交税自己随心所欲,想交多少交多少,那一年老杨收了七两的税银,可见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商税极为的不重视。
上下都一个样,自然这商税也就收的很可怜。等到大明帝国建立,因为战乱,百废待兴,自然而然的商税也就没有收过,就算是一些有觉悟的商人,也都是象征性的交上一点商税,例如在座的几位国公就是,家里都有自己的产业,可是人家有着大无畏的精神,本着一切为了国家的情怀,虽然国家没有收取商税,但是他们依然交税,不得不说几位国公是能臣,也是贤臣,现在可好,既然要重新收取商税,这怎么可以,最最主要的是,在座的其他几位也都有自己的产业,而且还都不小,他们也是属于那种从不交税的那种,如果收税,首当其冲,自己就是要交税的人,这当然是不可以的。
钱宋话音一落,立刻就得到了投降派的反对,还是那几句,君王不能与民争利,历朝历代只要是增加商税,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,基本上都是亡国的存在。
朱熹洛早就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情况,也是无可奈何,只能是说道:“收取商税之事,以后再议,爱卿在想一想,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”。
大家又陷入了思考,投降派鉴于朱熹洛站在自己这一方也是很高兴。
过了没多久,一位女声传来,声音犹如夜莺,宛转而又好听,自然这是朱熹蓉的声音,朱熹蓉年约五十,不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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