？”张献忠提议道。

　　张献忠之前被祖家军跟左良玉合力追着流窜，早就恨不得灭杀两支明军，想着能故技重施。

　　“关中已经被我们抢过一遍，这时候再聚合过去，各地粮草恐难持久作战，何况卢建斗不是一般人，贸然汇聚在一起，恐有全军覆没的可能。”李自成担忧道。

　　张献忠闻听，握紧拳头，怒道：“江南的官都是兔崽子模样，唯有卢建斗是个英雄，他若是做了义军，我直接给他北面称臣，可惜他祖坟葬错了地方，做了大明的臣子。”

　　李自成双目流转，建议道：“我们何不效仿凤阳一战，趁着两支主力军困在此处，后方空虚，我们大部队攻下陕州、洛阳，断了他们的后路，自有人治他们的罪。”

　　张献忠伸手拍额，笑道：“我怎么没想到，此计甚好，那我明日整军先攻下陕州。”

　　洛阳是河南府治下，内有福王藩府。

　　福王朱常洵乃是崇祯帝尊亲，在诸藩王中地位最是宠贵，他的长子朱由崧就是后南明的弘光帝。

　　洛阳要是被流贼攻下，河南的文武官员怕是一个都逃脱不掉，就连卢象升都要被治罪。

　　陕州知县蒋之函带头亲自迎接陈东，没有了平日间的高高在上。

　　对比之前有些知县连城池都不让进，可谓是天差地别，原因无他，流贼已经汇聚在河南，还是陕州附近。

　　城破最先倒霉的就是这些官员，其次就是一些富商大户人家，流贼入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官，这是标配，也是振奋人心拉拢百姓最有效的手段。

　　为何顾炎武曾说明朝亡于县官？

　　第一，明朝的县官与县吏设置的比例是极不合理，一县之大，县衙官员最多才四人，需要应付上面各种关系，还需从“钱粮”“刑名”“学校”“风化”“生产”等各方面有效的统治全县几十万人民，县政往往把持在群吏手中，造成行政者无权，有权者非行政决策者的混乱局面。

　　第二，明代考察县官政绩首列催科，实际上就是逼官残民，为了完成征派任务，各地知县哪会管百姓的死活。

　　很多人称赞张居正的改革，但他的改革中的“带政”一项，于情于理都是行不通的，这只能是加剧地方对农民的剥削，激化阶级矛盾。（指官员为了升迁虚报田数，上司不查就会变成定额，上任官升迁走了，只是苦了百姓）

　　第三，县衙办案最是黑暗，官司的胜负不是取决于是非曲直，取决于贿赂的钱财多少和权力的大小，平民百姓只要涉及到官司非家破人亡不可。

　　第四，管治县衙的上司，非常之多，上有六部寺院，也有省府顶头上司，还有不断来自中央的各类御史“钦差大臣”，巡盐御史、巡茶御史、提学御史等等这些无不是被各地府、州、县官视为座上宾。

　　第五，驿递制度对县行政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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