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世纪末期,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,突出的盗匪问题就是主要的表现之一。●⌒,
“地球各国,盗贼之多,以中国为最;中国盗贼之多,以广东为最……”此番言论虽有夸张,但却反映出清末广东盗匪问题严重性的舆论倾向。
而官方也不避讳广东多盗的事实,且多方渲染。“粤东山海交错,民精犷悍,盗匪之炽,甲于他省”,“广东素称多盗,近年日益加厉”。
那清末广东的匪患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呢?据说,在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至三十年(1904年),“贼匪堂号以数十计,人数以千百计”。到了清末的最后十余年,治安更是恶化,一年之间劫杀案竟多达三千余件,其中无力纳衙规或畏匪寻仇不敢报案者,更不胜数。
因此,广东或许不是盗匪最多的省份,但清末广东无疑是盗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。尽管没有出现过成千上万盗匪大军流动作战、攻城掠地,大范围席卷城乡的情况,但广东各地股匪、匪帮众多,却造成了“遍地皆匪”的局面。
而且,由于广东盗匪手中拥有不少武器,且不乏新式利器,使盗匪更难对付。有舆论便说:“顾何以广东之盗肆无忌惮一至于此?则以广东之盗党亦有军火,足以与官军抗衡也!”
陈文强细细看过资料,确实是触目惊心,但他并不准备放弃。广东,将是革命的基地,社会治安是早早晚晚要加以安靖的。况且,他从中还看出了一些别的东西,也明白了为何吴禄贞会被解除怀疑,被视为朝廷的忠臣。
思想上的偏差,行动上的乖离,使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团体视会党为依靠的重要力量。而广东会党与盗匪之间呈现的是一种“你中有我。我中有你”的复杂局面。对会党的发动便不可避免地使一些盗匪卷入革命运动。
比如一八九五年筹划的广州起义,北江一带著名盗魁梁大炮便号召北江会党参加;一九零零年,兴中会再次在广东发动起义,并约东、西、北三江象王海、区新等诸盗首驰会应合;便是最近的七女湖起义。邓子瑜是发动陈纯、林旺、孙稳等绿林、会党起事,其中孙稳便是“平日以抢劫为事,乡里迭遭其害,妇孺皆知的剧盗”。
这样一来,会党、盗匪便几乎与革命党划上了等号。首附革命者固托革党以自豪。未附革党者亦冒革党以相吓。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朝廷奏称:“广东盗风炽甲于他省,纠党置械,显著逆谋”;张人骏亦指出“广东盗贼、会匪猖獗,勾结革党,暗立师团,约期起事”。
正是这样的原因,吴禄贞在琼州打击会党、剿灭盗匪,便会被视为与革党为敌,痛恨革命党之辈。
得出这个结论之后,陈文强并没有丝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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