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察、厘金、盐务正在被陈文强组合在一起,成为既分离又互相配合、协作的大的工作团体。
警察既管清乡,又管维护治安,还有厘金的收取;厘金局则有监督、核算功能,督办员坐镇警察局、所之中,掌管收取上来的厘金;盐务改革由警察的武力保证实施,而盐务局的巡捕船又划归水警使用。
一种交叉、协作的模式,提高了工作效率,精简了办事机构,但核心的保障依然是不断扩充的警察力量。武装警察,治安警察,水上警察,巡警,利用西南战场把广东军力抽调大半的情况下,陈文强把一个巡警总办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这些还只是官面上的体现,在立宪风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,陈文强作为宪政会的中坚,与广东的开明商绅还有一种紧密的联系。作为之前内定的广东咨议局议长,虽然陈文强让出了这个位置,但在正紧锣密鼓筹建的咨议局中的影响力却还是很大。
从官场到民间,陈文强具有着软硬两方面的实力,特别是在广东,因为陆路提督是吴禄贞,水师提督李准又与他交好,势力已经很难被撼动。况且,他还有着琼州这个大基地,进可攻、退可守,即便是清廷,其实也奈何不了他。
而整个中国的形势也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,革命军在西南的屡番获胜,立宪派的急迫催促,迫使清廷不得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。
从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,到一九零六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,再到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批准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,以使这个办理宪政的机构更加名副其实,并开始加速推进宪政。时间过得很快。
在宪政编查馆开展工作的同时,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。不过,这一次考察不是面面俱到。而是专门前往英国、德国和日本取经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载泽、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次出洋考察促成了清廷宣布预备立宪。而达寿、李家驹等人的第二次宪政考察则让清廷决心以日本为蓝本,实行预备立宪。
而清廷之所以中意日本的宪政,一来是两国有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,历史上两国也多有了解和交流,移植日本制度似乎相对可行;最重要的是,日本“立国之方,公议共之臣民,政柄操之君上。民无不通之隐,君有独尊之权”。也就是说,日本的宪政绝不侵犯皇家特权,颁发法典事先也无需接收公众的审评,皇帝公布宪法时,还仿佛是恩赐一般。如此一来,清廷当然喜欢了。
一九零七年十月,清廷在革命党的压力和立宪派的不断鼓噪中,终于颁布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以及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》和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》(后称《筹备事宜清单》),并宣称“上自朝廷。下至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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